本书以敦煌吐鲁番文献、日本古钞本、考古文物以及相关民国档案、书札、诗词、题跋的整合性探讨，观照中国现代学术成立史之一侧面，追索其内在理路，进而构建中古写本研究及其现代镜像之“交错的文化史”，并藉此对写本文化之于中国学术研究之意义进行博观与省思，期望不仅拓展敦煌学史、写本学、知识社会史诸领域之疆界，亦有资于推进东亚世界学术思想史研究。 学术史的省思，是任何新学问生发的基点，代表的是对学术内在理路的把握和学科发展的自觉。真正的学术史研究，应该深入到学问的核心，为学术脉络中的实质性推进建立起清晰的坐标。本书尝试以丰富的个案，沟通中古写本学与现代学术史，展示“学术内史”研究的魅力。作者还提出“整体书写文化史”的概念，将“图书”视为文本记录（语言的和图像的）、物质媒材、历史原境、历史记忆和历史经验的“统一场”，考察知识建构与文本形态、书写行为、使用实践之间的关...(展开全部)

希腊以来一开始以哲学为代表，后来发展为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西方学术，从根本上代表了一种与中国古代学术迥然不同的学术传统。无论是中学原有的分类体系，还是西学今天的学科体系，都有其各自的合理性；无论用西方学科体系来肢解中学，还是用中学概念范畴来衡量西学，都是值得怀疑的。通常所谓中、西学术之异，并非同一种学问传统内部的思维差异，而是两种不同学术传统之间的类型之异。 迄今为止，国人对西方学术传统的本质特征仍然相当隔膜，对西学与中学的关系仍存在理解与定位的严重问题。本书深刻检讨近代以来普遍盛行的、用西方学科体系肢解中国学术以及用西方概念范畴来整理中国学问的过程，并对中学与西学关系、中国传统学问主流即儒学的现代歧路以及当代中国学统重建等重要问题进行反思和总结。 本书是在作者原著《“中学”与“西学”——重新解读现代中国学术史》2002年旧版基础上增补...(展开全部)

王瑶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开创者，其为学、从教与现代中国学术的发展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本书由王瑶先生弟子陈平原编集而成，汇集了王瑶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前后诸多研究论文和回忆文章，触摸种种历史的细节，梳理了一个学者与一个学科、与现代中国学术的关联和互动，对于我们理清现代中国学术史有很大帮助。

本书为余英时先生评价恩师钱穆的文集。余先生以此作为纪念钱穆先生逝世一周年的献礼。文集既收录了和钱穆先生直接相的文字，也包括二三篇间接涉及钱先生的学术和思想的文章；其中有对恩师的深切怀念，更着重肯定了钱穆先生对现代中国学术的贡献，并对质疑钱先生学问的观点予以了回击。

王瑶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开创者，其为学、从教与现代中国学术的发展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本书由王瑶先生弟子陈平原编集而成，汇集了王瑶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前后诸多研究论文和回忆文章，触摸种种历史的细节，梳理了一个学者与一个学科、与现代中国学术的关联和互动，对于我们理清现代中国学术史有很大帮助。

“中国乃无独立之科学，亦无独立之哲学，一切知识贵能会通和合，乃始成其为学问”，但近代以来，受全盘西化之风影响，学者追求以分门分科之法治中国传统学问，务求西化，再不求融通体会。 钱穆认为这种专家之学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近人必以西方史学来治中国史，则恐终难理解矣。” 先生忧心斯文坠地，先著《中国学术通义》，就经史子集四部求其会通和合，又著此书，就哲学、心理学、史学、考古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等当时之新学术，讨论中国传统学术及中西方学术思想相异处，主张必回就中国以往之旧，主“通”不主“别”，方能理解中国传统学术和文化。

兼容经典与前沿的人文社科学刊，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深度对话 编辑推荐： 《中国学术》是由浙江大学中西书院刘东教授主编的一份跨学科、综合性的人文思想类学术辑刊，创刊于2000年，至今已有四十余辑的丰厚积淀，形成了较稳定的内容结构体系和读者群体。文章择选与编排充分反映主编团队的学术旨趣，持续聚焦于理论与思想的基本问题，关注学术研究的方法、视角，既强调专业性，亦尽心提供对话性。本学刊采撷广泛、信息丰富，既可为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者提供权威参考，亦可为大众读者拓展阅读视野、完善知识体系。 内容简介： 《中国学术》是由浙江大学中西书院刘东教授主编的一份跨学科、综合性的人文思想类学术辑刊。本辑刊分“论文”“评论”“书评”三个固定栏目。现第46辑共收录论文8篇，评论2篇，书评10篇。论文部分涵盖中西方哲学、政治学等多元主题；两篇评论分别聚焦于科学史和知识所有权；书评部分...(展开全部)

钱穆离开大陆后，撰写了多篇论述中国传统学术之独特性的文章，《中国学术通义》即此类文章之汇集，收文十四篇。 书中，钱穆以通儒眼光，对中国史学、中国文学、儒学、朱子之学、经史子集之学做了通俗易懂的概论式评述，指出：中国学术自有独特性，其重人尤过于重学，重内尤过于重外，重道尤过于重艺；吾人非了解中国学术之独特性，无以了解中国文化之独特性；了解中国旧学，不当以西方学术成规为准绳。 钱穆还就师道、学风、德性、辨志、治学门径等话题分享切身体会，可资有志者借鉴。

《编年》的编撰年限，起于三皇五帝，终于清宣统三年。从人伦起处即是始祖的传说时代，一直延续到古代中国帝制的终结。 《编年》综合吸取历代史书与各种学术编年之长而加以融通之，率先创制一种新的编纂体例，即主要由学术背景、学术活动、学术成果、学者生卒四大栏目所构成，同时在各栏目适当处加按语，另外再在每年右边重点记载外国重大学术事件，以裨中外相互参照，合之为六大版块。 编纂一部完整的《中国学术编年》一直是中国学术界所期待的。由梅新林教授主持、数十位专家学者历时十余年共同完成的《中国学术编年》填补了这一空白。 《中国学术编年》具有自己独特而鲜明的学术追求，其特点有四： 一、注意揭示中国学术史的宏观发展演变历程，在通观这一演变历程中把握各代学术盛衰规律。 二、始终把握、凸显中国学术史发展过程中不同学术流派的源起、形成、鼎盛及至解体历程，使得各种学术流派的兴替规律得以...(展开全部)

笔者把选出的文章分为六个部分，每部分的标题是笔者自己加的。第一部分是“仁教与治道”。 仁学的内容，包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简单地说，即是内圣外王，或用现在普通话说，即是自身修养与从事政治两方面。 本书的第二部分题为“个案研判”，选了三篇文章；第三部分题为“治学方法之辩证”，选了六篇文章。 “方法辨证”栏里的前三篇，系与毛子水等先生辩论考据与义理的关系问题，因为是辩论，意气之动，贤者不免，徐先生也未免，事过境迁，今日而平心观之，这意气也并非十分必要。徐先生自己说，写这些文章是“浪费笔墨”，“感到十分痛苦”，并在这组文章最后一篇的末尾表示今后将“敬谢不敬，不再奉答”。然而，撇开不必要的意气，其中毕竟有许多胜义；这组文章，以及别处的有关论述，对于厘清考据与义理的纠葛，以及怎样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的问题，有着不可掩的价值。 徐先生学问渊博，对文学史也有...(展开全部)